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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华:法院为何不敢做无罪讯断

发布日期:2021-10-09 15:15浏览次数:
本文摘要:转自刑事读库素材:今日说法、法耀星空读库君整理编辑,仅供交流学习- 陈瑞华教授 -陈瑞华, 196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学士(1989),中国政法大学硕士(1992),中国政法大学博士(1995),北京大学执法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1995-1997),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会见学者(2002),1997年起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研究领域主要有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和法式法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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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刑事读库素材:今日说法、法耀星空读库君整理编辑,仅供交流学习- 陈瑞华教授 -陈瑞华, 1967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学士(1989),中国政法大学硕士(1992),中国政法大学博士(1995),北京大学执法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1995-1997),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会见学者(2002),1997年起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研究领域主要有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和法式法基础理论。

独立出书的著作有:《刑事审判原理论》《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看得见的正义》《刑事诉讼中的问题与主义》《法式性制裁理论》《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执法人的思维方式》《论法学研究方法》《法式正义理论》《比力刑事诉讼法》《刑事证据法学》《刑事证据法的理论问题》,等等。2004年11月,获得中王法学会第四届“十大良好青年法学家”称呼。2010年3月,获得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资格。

15年前的2000年夏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出书了一本针砭大陆刑事司法制度毛病的专著——《看得见的正义》,书名泉源于一句执法格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也就在那年夏天,昆明警员杜培武走出了牢狱大门,他此前因为涉嫌杀妻被判正法缓,服刑期间真凶泛起,他无罪释放重获自由。随着杜培武的获释,一个耸人听闻的“警员对警员的刑讯逼供”冤案成为舆论焦点,如何防止、纠正冤假错案也成了社会热点话题。十五年来,继杜培武案之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诸多刑事冤案不停曝光,每一次都引发诸多讨论,官方也不停制定相关政策、划定,修改执法出台司法解释,希望有所革新。

十五年间,陈瑞华作为一个资深学者,就冤假错案问题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或撰写相关评论文章,也多次被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相关部门邀请提供专家意见。15年后,当记者就这一话题提出采访请求时,陈瑞华一开始却是出奇地缄默沉静,然后反问:“你以为这个话题另有什么可谈的?” 多年来,关于冤假错案的问题,无论是“司法独立”“权大于法”等制度性问题,还是“克制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清除”等技术性问题,其实学界无一没有探讨过。

“但问题解决了吗?”陈瑞华指出,中国大陆多年的刑事司法体制,公检法已经形成牢固的流水作业式的实践模式,这个总体格式不改变,解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冤假错案就个案而言,看起来都有一定偶然性,但其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刑事司法病症的总发作。

根子问题不解决,冤案发生就是一定的。” 法院为什么不敢做无罪讯断?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诸多司法解释以及相关划定,制止错误讯断造就冤案,为什么实践中看起来收效甚微? 陈瑞华:我先反问一个细节,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在一些冤案被平反之后,相关法院的卖力人对案件总结时,居然称“法院是有功的”,因为之前法院办案是“衔命行事”,但法院最后“刀下留人”,才使恰当事人还能在世等到冤案昭雪。这种说法不以为可笑吗? 法院要想防止冤假错案,他得有一个能力,能够说“不!”敢于宣布无罪。但大陆的法院能做到吗?你们看看近年来大陆法院宣判无罪人数的数字,无罪率到什么水平了?十几年前,全国各级法院全年几十万刑事案件,判无罪的数千人;到了最近几年,刑事案件数量一年凌驾百万了,但判无罪的人才几多?不到九百个。

按这个速度生长下去,20年后,中国大陆另有无罪的讯断吗?我把这称为“惊心动魄的数字”。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讲明了什么?大陆的法院,从下层到最高,已经越来越不敢做出无罪讯断了。但问题在于,刑事案件的质量在提高吗?犯罪嫌疑人真的都有罪吗?恰恰相反,那么多冤假错案讲明,公诉案件只要一进入司法法式,效果险些注定。

从这个角度而言,大陆的法院在面临公权力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纠错能力,这是难辞其咎的。警员刑讯逼供,检察院滥用国家公诉权,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但如果法院能够坚持原则、保持底线的话,照样可以防止冤假错案,这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在已经险些完全失守。

记者:中国刑诉法1996年就划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强调“克制刑讯逼供”,而且正因为诸多冤假错案发生,好比河南赵作海案,在中央政法委主持下,最高法院以及最高检、公安部等团结公布了“非法证据”清除的相关划定。按理这些年法院“敢于说不”的依仗应该是越来越多吧? 陈瑞华:用“非法证据”清除的方式来治理冤假错案,在实践中其实效果是相当差的。我举个例子,2012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曾组织在北京某法院观摩刑事案件开庭,庭审中公诉方出示八份口供,当庭清除了两份,获得现场旁听的一片喝彩。

但问题是,另有六份呢?实践中,只要有一份口供就可以治罪。所以指望非法证据清除来解决冤假错案能走多远?我一直以为,使用非法证据清除来制止刑讯逼供,继而解决冤假错案问题,其实很悲壮,像堂吉诃德和风车的作战。各王法制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清除来解决刑讯逼供,因为乐成率很低。在美国那样的国家,申请非法证据清除的乐成率也是连10%都不到。

记者:那你以为要怎样才气解决问题呢? 陈瑞华:要从源头上找治理的方式,就像大禹治水,不是等着出了问题被动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台一些应景的划定,除了平息民愤、民众舆论,实践中险些没什么作用。在详细案件中,法院之所以不敢坚持执法和事实宣判当事人无罪,焦点原因在于:第一,不独立;第二,无权威;第三,跟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完全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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